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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提升党员忧患意识质量的思想论析
    信息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3期)  ‖  发稿作者:信息中心   ‖  发布时间:2018年11月2日  ‖  查看551次  ‖  
    秦  馨
      忧患意识在党员的思想意识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并非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和执政地位联系在一起。在本质上,这种意识是由于觉悟到现实和目标之间的矛盾所引发的,既可以发生在执政时期,也可以发生在革命年代。目标越清晰和高远,则现实越不能令人满足,忧患意识就越强烈,而忧患意识不过是对于处在该种矛盾之中和求得矛盾解决的人的精神状态的描述。在目标不变的情况下,由于现实中干扰目标达成的因素和妨碍人们正确判断现实的因素的变化,忧患意识的强度、内容、质量等都可能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新时期要增强全党的忧患意识、创新意识、宗旨意识和使命意识,这是一个有重大价值的研究课题。有鉴于此,本文拟对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提升党员忧患意识质量的思想做一个粗浅的梳理,以便能够启发人们思考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需要什么样的忧患意识和如何增强全党忧患意识的问题。

      一、提升忧患意识质量的前提:正确把握革命局势和党所面临的考验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新征程。在这个新征程中,既有革命在某些局部地区取得暂时胜利的阶段,也有斗争中暂时处于不利格局的阶段。革命在曲折中发展的特点,对一部分共产党员的精神状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些人因为暂时的局部的胜利而骄傲起来,对反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十分动摇’、‘惊恐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的形容词”。而在另外的情形中,又有人“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从而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1]100。

      可见,共产党人在险恶的革命环境中容易产生忧患意识,但并非所有的人的忧患意识都有稳定性,质量上也参差不齐。局部的暂时的胜利可以使一部分人丧失忧患意识,而走到盲目乐观的路子上去;而局部的暂时的不利也可以使一部分人的忧患意识变质为悲观绝望,削弱了革命斗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部分人在“对于时局的估量”等问题上“还缺少正确的认识”[1]97。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忧患意识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是和对于时局的科学把握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对于革命暂时转入低潮的局势有深刻的认识,他指出:“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数小块地方的红色政权,一方面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1]77—78另一方面,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条件的客观分析,坚信革命的高潮必然到来和很快到来。他指出:“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1]49他全面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及其演变的趋势,指出:“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1]101—102

      基于对时局的科学把握,毛泽东对于党所面临的各种严峻考验有清醒的认识。

      一是革命低潮的考验。首先,革命低潮使一部分意志薄弱的人、投机分子和中间分子的革命性大大降低,或者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左右摇摆。革命者中有“跑散”[1]66的,有“无斗争决心,敌来躲入深山”[1]73的;贫农在土地革命中“因长期地被摧残及感到革命胜利无保障,往往接受中间阶级的意见,不敢积极行动”[1]69;投机分子有“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1]75的;而中间阶级“在革命高涨时受到打击,白色恐怖一来,马上反水”,“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是拿不住中间阶级”[1]69—70。其次,革命低潮增加了根据地经济上的困难,对革命者的意志也是一个考验。由于敌人的围困和党的政策失误,根据地的对外贸易几乎完全断绝,革命军民缺少食盐、布匹、药材等日常必需品,“中国豪绅军阀的分裂和战争若不是继续进行的,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地区的红色割据,在经济上将受到极大的压迫,割据的长期存在将成问题。因为这种经济压迫,不但中等阶级忍不住,工人、贫农和红军亦恐将有耐不住之时”[1]70。再次,革命低潮还刺激了反动派,使他们在镇压革命的时候更加坚定。根据地的存在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引起了湘鄂赣三省乃至全国豪绅阶级的痛恨”,所以必欲去之而后快,都把镇压革命“当做一件大事”[1]81。

      二是农村环境的考验。首先,农村环境使党的思想建设深受不利因素的影响。井冈山时期,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1]85。所以,党内很容易存在诸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其次,农村环境使党的组织建设受到影响。农村环境削弱了党组织的战斗性。毛泽东指出:边界“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1]74农村环境的社会矛盾影响了党的团结。在边界地区,由来已久的土客籍之间的矛盾“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1]75。再次,农 村环境影响了党的制度建设。在农村环境中,民主集中制的运行遇到了一些障碍,“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种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1]72。

      三是错误路线的考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受到来自共产国际和党内的各种错误路线和领导的考验,其中最主要的是“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及其领导。错误路线及其领导不但干扰了根据地军民对时局和政策、策略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造成了根据地的思想混乱和意见分歧,而且直接导致了局部的失败。毛泽东指出:“湖南省委对于此间的行动计划,六七月间数星期内,曾三变其主张”,“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1]79—80。“八月失败”就是错误路线及其领导的一个恶果,“这种痛苦的经验,是值得我们时时记着的”[1]80。

      二、提升党员忧患意识质量的基本要求: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道理。正如邓小平1956年所说的那样,在革命年代,“一个人决心加入我们的党,往往表示他决心冒着丧失自由和生命的危险,去为群众的利益斗争,去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斗争”[2]。尽管有少数投机分子,但井冈山时期大多数党员对于自己身处的环境和所冒的危险是有清醒认识的,不容易出现普遍的居安忘危现象。血与火浸染的生存环境和革命斗争无形中强化了人们的忧患意识。“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1]63所以,这一时期党员忧患意识之有无,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问题的关键是忧患意识的质量。

      井冈山根据地创建初期,毛泽东就敏锐地认识到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是党员忧患意识的有无,而是包含忧患意识在内的党员整体思想意识的质量对于革命成败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毛泽东的忧患意识,也就由纯粹观念状态的忧患意识,转化为实践状态的忧患意识。毛泽东实践状态的忧患意识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就是关注党员思想意识质量的提升。

      一是将党员的各种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也就是说,要使党员能够摆脱生活环境、生产方式以及传统习惯等对于个人思想意识的束缚,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思考问题、把握事物。一个人可能经常接触到新事物、新观念,但他究竟是以旧经验、旧思维来理解和同化新事物、新观念,还是以新事物、新观念来审视乃至改造旧经验、旧思维,这是不能不注意的问题。党员大部分出身农民,没有经过近代大生产的洗礼,没有直接生活在一个和传统社会具有质的差别的环境之中,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缺少感性经验的支持。而党战斗在农村环境之中,党员每天的所见所闻,也大都在强化而不是弱化他们的旧思想、旧经验。所以,党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可能是碎片化的和选择性的,而不是全面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中,有与自己的心意相符的,就被保留下来,那些不合己意的,就被忽略甚至排斥。例如,党员思想意识中存在着严重的地方主义色彩,“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这种地方主义的改变,说道理,至多发生几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势力的非地方主义的压迫”[1]74。这是很惨痛的教训。又例如绝对平均主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平等思想进行碎片化的接受,而将传统平均主义思想激活的结果。于是,出现“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在一副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把一个人抬了去”[1]90—91等现象。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提升党员无产阶级思想水准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77又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1]85

      二是将党员唯书唯上的思想意识转变为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意识。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着教条主义思潮。其主要特征是将列宁斯大林的指示和共产国际决议教条化,将苏联的经验绝对化,无视时间地点和客观条件到处生搬硬套。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主要从苏联共产党那里吸取经验,在组织上又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因而使教条主义思潮得以长驱直入”[3]。教条主义在本质上是主观主义,在表现上是不顾实际的瞎说话、瞎指挥、瞎执行。这一时期,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必然导致行动上的“左”倾冒险主义,两者是孪生兄弟,都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

      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初期,毛泽东就对教条主义式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提出过许多委婉的批评,对教条主义的危害深感忧虑。例如在军事问题上,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中央指示我们发展的游击区域,纵横数千里,失之太广,这大概是对我们力量估计过大的缘故。”[1]67毛泽东认为,如果没有错误的领导,就不会错失一些良机,根据地的发展会更好。基于对教条主义及其领导的危害的认识,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开篇就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指出“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1]109。他试图引导根据地广大党员干部摆脱“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以及对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惟命是从的思想意识状态,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意识。毛泽东一方面指出“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另一方面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111—112,“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115。

      三是要党员抛弃当官做老爷的思想意识,养成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意识。在根据地,党员当官做老爷的思想意识主要表现为贪图享乐、草率决策、消极懈怠和安于现状等方面。有些人“最不乐意的是在生活艰苦的红色区域里工作”,而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好享乐[1]93;有些人“稍不遂意,就消极起来,不做工作”[1]93,或者“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要求“调动工作”[1]110;有些领导干部习惯下马伊始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1]110;还有一些人“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提倡所谓‘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错误思想,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1]116,等等。这些思想意识从根本上说都是要脱离根据地群众,和“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1]112以及“发动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1]78,促成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目标都是背道而驰的。

      毛泽东要求党员都养成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意识。密切联系群众,就是要在革命斗争中紧紧依靠群众。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只能是在群众基础好的地方。而红军在湘南的失败,“湘南群众未起来,成了单纯的军事冒险”[1]61,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密切联系群众,就是要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这样一个“要紧的条件”[1]50,而要保证政策不错误,就必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1]116,否则就“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实际问题”[1]110。毛泽东强调:“在这样日益走向尖锐的短兵相接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之下,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1]115密切联系群众,就是在工作中尊重群众,而不是粗暴对待群众,不能做“李逵式的官长”[1]112。密切联系群众,就是要克服困难,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调动群众积极性,改善群众生活。在1933年8月召开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毛泽东强调,“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1]119,要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

      三、提升党员忧患意识质量的主要路径:理论建设、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

      政党的忧患意识包括党的集体忧患意识和党员个人的忧患意识、党的领导人的忧患意识和普通党员的忧患意识、党的高层的忧患意识与党的基层的忧患意识等。党内各个部分的忧患意识以及各种忧患意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政党的忧患意识的质量依赖于互动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提升党员忧患意识质量的努力,就是要在党的组织生活和工作关系中如何通过良好的互动,使高质量的忧患意识取代低质量的忧患意识,使偶发的忧患意识变成持续的忧患意识,使僵化的忧患意识成为与时俱进的忧患意识的过程及其机制、路径和方法。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提升党员忧患意识质量的努力,主要是从理论建设、思想教育与制度建设等方面着手的。

      一是加强理论建设,使根据地党员的忧患意识获得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衡量标准。从根本上说,共产党人的思想意识的理论支持和衡量标准就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在“左”倾和右倾错误的干扰下,在教条主义的影响下,广大党员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并不十分清楚。尤其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夺取革命胜利的问题,在广大党员和领导人那里,都还处于艰难的探索之中。所以,广大党员的忧患意识就不能不出现复杂、多变的情形。将党员朴素的忧党、忧国、忧民之心引向科学境界,必须有适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为支撑。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没有标准的忧患意识及其所引导的行动,其破坏性是惊人的,这本身也是值得忧患的大问题。“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践及其所揭示的革命新道路属不属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范畴?这是当时许多理论问题的核心所在。毫无疑问,毛泽东认定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1]50。这就是说,首先,共产党人要对这样的道路有自信;其次,要使个人抽象的、散漫的忧患意识具体化、集中化为对“工农武装割据”的忧患意识,使各种忧患意识聚焦到“工农武装割据”上来;再次,要以是否有利于“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作为各种争论的是非标准。

      围绕着上述三个方面,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原因的分析、对革命高潮必然很快到来的分析,以及对根据地各方面建设的阐述、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分析及其纠正措施,对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及其重要性的阐述等,在理论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这些探索对于提升党员思想意识的质量,推动革命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无疑都具有巨大的意义。党员认识上的分歧,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意气之争、权位之争的因素,但其主流却是忧患意识与忧患意识的冲突,所以,单纯用压制、批判等粗暴方式,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从理论上解开部分党员的忧患心结。理论建设的目标之一,就是解开党员的忧患心结。只有明确这一点,理论建设才不是无的放矢,才能最大限度地收到预期效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阐明工农武装割据局面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才能既同那种怀疑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右倾悲观思想划清界限,又同那种认为可以无条件地在农村发动武装暴动的‘左’倾盲动错误划清界限”[4]257。

      二是加强思想教育,使高质量的忧患意识与低质量的忧患意识在思想教育的框架内互动,并实现前者取代后者的目标。理论建设的成果可以给党员对个人忧患意识的自纠自查提供标尺,但这远远不够。要更加有效地实现目标,离不开思想教育。井冈山的思想教育,是一种互动式的教育。在思想教育的互动中,党员可以彼此体谅对方之忧患,即使是具有正确的忧患意识的一方,也能充分了解错误一方的忧患。例如,“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这样的认识,其忧患的重点在于根据地的军事建设。这样的忧患,不能说完全是脱离根据地的实际的,只不过发展到单纯军事观点,就割裂了军事与政治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情况下,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让只是单纯地忧患根据地军事建设搞不好的党员,能够全面地思考问题,拓展他们忧患的内容,同时,要在互动中给予他们忧患的东西以正面的、充分的回应,使他们的忧患不但落到实处,而且使他们清楚这样的事情在根据地建设全局中的具体位置。所以,毛泽东指出纠正的方法,就是通过教育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或者说是提高党员从全局的角度来认识军事斗争的重要性的水平。与此同时,作为对这种忧患的回应,毛泽东指出“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1]88,即党在对根据地建设的系统工程的领导中,是要更加注重而不是忽视军事问题。这时候,党的领导人和党员之间、上级和下级之间、正确和不正确之间就不是简单的教育与被教育、灌输与被灌输、纠正与被纠正的关系,而是协调思想、和衷共济的关系。

      井冈山的思想教育,是一种讲大体、赦小过的教育。教育并非天然地就是神圣的事业。教育可以有多种方式,并且和多种可能结果联系在一起。对于根据地的教育状况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概念——“主观主义的批评”,其内涵和结果就是“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1]91。毛泽东同时指出:“关于党内批评问题,还有一点要说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们不明白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就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1]91—92只有教育是讲大体的教育,党员个人的忧患意识才会集中到党的政治任务上来,而不是把注意力分散到个人事务方面,成为琐碎的忧患意识。

      三是加强制度建设,为党员忧患意识的可持续性提供制度保障。人的忧患意识是可变的。当环境不利的时候,人的忧患意识会凸显出来,而当环境有利的时候,人的忧患意识则可能减弱乃至消失。革命年代的环境总体上是艰苦的,所以有利于强化党员的忧患意识。但艰苦的大环境之中也包括许多不利于强化党员忧患意识的小环境。忧患意识如果得不到合理引导,也会蜕变为悲观主义。所以,就出现了“打胜仗就骄傲,打败仗就消极”[1]87等情形。良好的制度不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党员个人不良意识的产生,而且可以把不良意识的影响限定在一个可控的范围。

      毛泽东非常重视民主集中制的建设。他把民主集中制的实践看成是对党员和群众进行“政治训练”的一种途径。他一方面强调民主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重要性,认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1]65;另一方面又反对劣质的所谓民主,认为“一哄而集的群众,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1]72,同时反对极端民主化,认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1]88。

      毛泽东还重视军队中的“党代表制度”,认为不能废除,强调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对于士兵的“政治训练”以及民运工作等的重要意义[1]64。为了克服单纯军事观点,他提出“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1]88。为了克服盲动主义残余,他提出“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盲动的行为”[1]95。为了克服“本本主义”,他提出要将调查研究经常化、规范化的设想,“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1]115。他还把调查研究和民主集中制联系起来。在关于“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构想中,他提出“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1]89。

      总之,提升党员忧患意识的质量,是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进行党的思想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内容。尽管这一时期的探索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历史的局限”[4]258,但它的正确的方面,无疑值得我们去发掘、总结和借鉴,应用于党的建设实践中。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42.

    [3]邱守娟.毛泽东的思想历程: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34.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作 者: 广西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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